台北往基隆必經之地-松山，舊稱錫口。原為凱達格蘭族麻里錫口社(語意河流彎曲處)，在現饒河街接八德路四段一帶。經四百年的變化，由社改庄街，被稱小蘇州。日治年間由台北州七星郡轄管，將錫口改名松山，戰後編入台北市松山區。
早在17世紀，基隆河受西班牙人及荷蘭人暢行船運時，錫口已是商易中繼口岸。在明朝末期1647年的荷蘭統治人口資料錫口社52戶180人。到清朝領台初期雍正年間，劃入淡水廳大佳臘堡地。泉州安溪漢移民大量湧入社地開發。乾隆18年(1753年)迎請海神湄州媽祖，創建慈佑宮，而錫口港街逐漸形成。
嘉慶初年，因原漢族群不合，迫使錫口社人移往上游汐止樟樹灣另立新社。百年前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調查，記錄社老一段口述：最初我們錫口社住在錫口街附近，平日入山打鹿，伐樹燒木炭以及養牛為生計。但是住在附近的漢人，常來掠奪牛隻，甚至把我們蕃人毆打致死，我們社蕃不堪他們的暴虐，在一百年前全部離開故鄉，移居樟樹灣。
到嘉慶17年(1812年)，台北通噶瑪蘭廳(宜蘭)官道暢通，經錫口街，官府設舖遞站，派駐舖司一名，舖兵四名，也設錫口溪渡；民渡船一艘，由錫口起至暖暖止，往來行人走東岸或西岸，或坐駁船，視天之晴雨，水之大小為準。而當時錫口街往南港處設有座木橋過溪溝。道光八年，淡水廳同知李慎彝和錫口街總理杜振榮等捐自貲砌建石橋，道光十二年再重修。
同治五年(1866年)5月，英國旅行家柯靈烏(C.Collingwood)，在基隆河搭船上溯經錫口有段精彩描述：舢板在一道曲折的彎流緩慢前進，穿過一處異常美麗的鄉野。山巒的高度已變，岸邊長滿草木與綠色的水稻田，而眼前一座長而成層的山突然聳起。我們逐漸接近，在山之前的錫口靠泊。錫口類似沿岸的其他城鎮，但街道比艋舺和滬尾寬。住民在這個比較隱蔽的市鎮，生活並未更簡單原始。當我們穿過街道，後面總會尾隨著群眾傳出吵雜聲，有些人大膽的趨前，其中一位還大嗓門，擺姿勢，煽動其他人試圖阻止我們，跟旅行路上的其他鎮一樣，「番仔」的聲音不時聽到。
當時的錫口庄街，慈佑宮一帶俗稱頂街最為熱鬧，尤其是慈佑宮到渡船口，船隻經駛基隆河至此卸貨，再運送至附近地區。而下街(現饒河街)是淡蘭官道必經之路，在東面有草店仔(現八德路四段829巷口一帶)，搭蓋有草寮店舖數間，南面有興雅，西面有嘉慶初年李太和所建的頂厝(現北寧路體專對面)、中厝(現健康路與忠孝西路四段交叉處之東北角)、尾厝(現民生國小南面)。東勢店仔(現八德路延吉街交會處)、三間仔(民生國中對面)有張家店厝，中崙、三角仔。西北面有牛車埔、里族(里族舊社地，現南松山撫遠街至民權大橋下南面)，塔塔悠(塔塔攸舊社地，後來分為上塔攸、下塔攸，現民權大橋下北面莊敬里、西面精忠里含松山機場地，下塔攸由南安人許建總在明末清初娶社婦墾居。
到光緒十年(1884年)清法戰爭在基隆開打，錫口人組團練民兵加入抗敵。光緒13年(1887年)台北至基隆火車鐵道開建，當第一輛火車騰雲號由台北城北門口出發行經中崙段(現市民大道)，至編制正副司事員兩位的錫口火車票房(現松山火車站)，不但為錫口地區帶來交通發達的新里程，同時也宣告基隆河運的沒落。從一張當年由大清台灣郵政局暫代火車票價的龍馬郵票，印蓋著「水轉腳至錫口五點」錢文。
光緒21年(1895年)台灣被割讓給日本，錫口民團首領務農出身的詹振，率領百位庄民，配合台北其他地區義民軍，展開長達兩年的抗日行動。從光緒22年1月1日黎明率二百名部下襲佔錫口街，焚燬親日富豪陳春光住宅，襲鐵道部，斬日工人一名，傭人三名，致使在台北基隆間鐵路電訊完全中斷。後來台北日軍守備隊，以火車裝載大砲攻復錫口，詹振才率部撤離。到光緒23年5月，詹振率約6百位義軍由錫口南方後山庄集隊出戰，因攻台北城失敗，戰死在上埤頭。
錫口地區早期名人有陳宅仁考中清代貢生，及胞姪陳遺福自設書房開辦教育，在日治初期擔任錫口第二任區長。而地方公辦學校，創始於日治初期；1896年的錫口公學校(現松山國小)，起先設在慈佑宮內，後徵地建學校教室。而交通建設也大有增進，如通往台北及基隆的八德路，通往大安區及景美區的基隆路。而信仰活動方面，昔日慈佑宮迎芸閣，由元宵起至農曆二月二日止，長達19天熱鬧。而產業方面在基隆河岸磚窯場密集生產，帶動台灣建築材料業興盛。
日治中期，民國9年(1920年)，日人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制度，推行市區改正，藉由將錫口改為現代式地名，用日本長官偏愛的故鄉名勝地，取名「松山」。至民國23年(1933年)松山飛行場興建，也擴大鐵道工場規模。民國27年(1938年)將松山分為上松山與下松山。
民國35年台灣光復後，政府重新規劃調整，將松山區編入台北院轄市其中一個行政區。至今的松山地區人口約21萬人，近年來隨著基隆河的整治，民生社區的興起，火車鐵路地下化，市民大道及捷運南港線通車，更加提供區民迅速便捷之生活品質，並帶動本區新工商業之蓬勃發展。
本文摘錄自 吳智慶先生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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